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经过深思熟虑，抱着一定的目标，以火热的感情，不畏艰险，进行着创造历史的活动。可是，行动的结果，却常常不是他们所期待的，有时起初仿佛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最后仍然不是所期待的东西。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结局，就是如此。孙中山在他革命活动一开始，就深信一旦使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了那个障碍中国进步的腐败、卖国、拒绝一切改革的清朝政府，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经过实行民主政治，发展实业和交通，就能够使自己的祖国臻于富强的境地。不仅孙中山这样想，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其他许多代表人物，在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莫不怀着同样的信念。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这是在孙中山旧民主主义革命旗帜下取得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它所能取得的胜利的顶点。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就被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所窃取了。在一片欢呼声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一付空招牌，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坚持斗争的历程，在不少论著中已有所论述。本文拟着重探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是受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主观认识上的限制，决定了他经过一番反复后、最终仍走上与袁世凯妥协的道路；刻画他在这段时间思想演变（特别是他在是否同袁世凯妥协这个问题上前后思想演变）的轨迹。从而说明，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每前进一步（那怕是小小的一步），都是经历了迂回、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孙中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正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艰难、曲折历程的反映。一对帝国主义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害怕中国的革命会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是当时革命党人的共同弱点。这一点，孙中山亦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认为对英国外交的成败，将决定中国革命的存亡。在他看来，当时“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是以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使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孙中山选集》上卷，八四页）因此，当他在美国的报纸上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后，并不是迅速返国，“亲与革命之战以快平生”，而是“决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同上）十月下旬，孙中山与同盟会会员朱卓文（孙中山的表弟，原侨居美国芝加哥），前往英国。抵伦敦后，初访吴敬恒未遇，留条说：“近日中国之事，真是泱泱大国民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凡吾同胞自当喜而不寐也。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总理全书》《函札》上册，二八七页）这几句话，反映了他对武昌起义后国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说明他对即将到来的严重斗争毫无思想准备。 孙中山在伦敦期间，曾积极地开展了外交活动。他曾通过美人咸马里与四国银行团商谈停止对清朝政府的贷款；又委托维加炮厂经理向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进行交涉，向英国政府提出止绝对清朝政府的一切贷款，制止日本援助清政府，和取消各处英属政府的放逐令以便他取道回国的三项要求。英国政府对这三项要求口头上表示同意，实际上不过是予以应付。孙中山还向四国银行团提出向中国革命政府贷款的建议，但得到的答复是，需待革命政府正式成立之后，始可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孙中山在英国进行了上述外交活动后，感到“个人所能尽义务已尽于此矣”，乃于十一月中旬自伦敦取道巴黎归国。胡汉民在《自传》中说，当孙中山到达英国的时候，吴敬恒等听说袁世凯已经出统清朝政府的军、政后，认为袁世凯“不易与”，曾请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谓“能倒戈为汉灭清，当推袁为民国总统”。胡汉民还说，“其实袁尔时已决计居清廷与革命军之间，收渔人之利，不待此电，始启发其野心矣。”（见《胡汉民自传》中的《袁世凯之阴谋》一节）我们没有找到孙中山在英国发给袁世凯的这份电报，但找到了孙中山从巴黎致民国军政府盼速定总统的电报。这份电报说，“《民立报》转民国军政府鉴：文已循途东归，自美徂欧，皆密晤要人，中立之约甚固。……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欣悉总统自当选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文临行叩发。”（《总理全书》《文电》，五页）上述电报，说明孙中山在归国之前，认为只要能“早巩固国基”，即“建立民国”，他是赞成让黎元洪或袁世凯做“民国总统”的；说明他对清朝的汉族大官僚存在着幻想，对革命党人要搞革命建设，必须掌握政权，缺乏应有的认识。孙中山在认识上的这种弱点，是与他把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停留在反满和政权形式的更易上，没有把汉族的军阀、官僚、豪绅、地主当做革命的对象，甚至还有害地把他们当作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分不开的。既然孙中山在归国之前，就有这种思想，并公开宣布过黎元洪、袁世凯都可以作为“民国总统”的人选，那末，就不难理解，当他后来为客观形势所迫时，就能把大总统的位置让与袁世凯，自己去搞铁路建设了。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归国途经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到香港迎接。他与胡、廖等人曾对当时的国内形势与应采取的方针，从晨至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胡汉民认为清朝政府已人心尽去，所依赖的不过袁世凯的数万兵力。袁世凯“实叵测，持两端”，不可信。他主张孙中山先到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整训军队，然后举兵北伐。理由是沪、鄂两地军政府之间有分歧，且各自内部纠纷甚多，孙中山如去沪、宁，必被推戴为大总统，但无兵可用，且号令难行，将无所作为。袁世凯虽有北洋军数万，但如向革命进攻，“两三月内，未能摧破东南，而吾军已济”，然后可以“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孙中山不同意胡汉民要他留在广州的建议，坚持前往沪、宁，主持内外大计。他说：“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此其谓我何？”“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决非他人所能任，子宜从我即行。”（《胡汉民自传》，五四页）在孙中山的坚持下，胡汉民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委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并让廖仲恺返广州布置一切，然后跟随孙中山同船赴沪。行前，孙中山对于组织中央政府流露出过于乐观的情绪，说：“现在各国政府士大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此事一成，财政外交皆有头绪。此外问题，亦因之迎刃而解。”（《总理全书》《函札》上册，二八四页）可是，即将来临的现实，却完全不是孙中山所期望的。二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在经历了十六年的海外生活和艰苦斗争之后，回到上海。在他到达前，许多报纸都宣传他带有大批款项并购买了军舰回国。因此，甫经上岸，许多记者都纷纷询问他：“您这次带了多少钱来？”孙中山回答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孙中山的海外归来，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声势大振。同盟会在上海的上层领导人立即酝酿选举孙中山出来组织政府。十二月二十六日，“假哈同花园公宴总理。席次，克强、英士、钝初密商举总理为大总统，分途向代表示意，计已定。马君武公言于民立报，唤起舆论。晚间复集总理寓所，会商政府组织方案。”（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可是，这时的形势，表面上革命派虽是“三分天下有其二”， 实际上却已对革命甚为不利。在孙中山到达上海前的一个星期，十二月十八日，南北议和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始。这次议和是在帝国主义分子、袁世凯和立宪派共同策划下的产物。武昌起义后的第四天，即十月十四日，清廷即在帝国主义列强驻北京公使团的授意下，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接着，帝国主义又与袁世凯互相配合，迫使清廷再三向袁世凯让步，终于在十一月二日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向他交出一切军政大权。袁世凯出山后，帝国主义的中心策略就是和他勾结起来，加紧进行“和谈”阴谋，蓄意通过“议和”的途径来迫使革命党人妥协。与此同时，十月十五日，江浙地区以张謇、赵凤昌等人为代表的立宪派也开始了他们商讨时局前途应付方法的“惜阴堂策划”。即：一方面让“拥有实力地位的袁世凯去劝清廷”，迫使清帝逊位，以顺应一致要求共和的“全国人心”；一方面则压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治权力，由袁世凯当共和政府的大总统。在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之间、袁世凯与立宪派之间，进行了暗中策划之后，十月底与十一月初，袁世凯曾数次派人向武昌方面试探“和谈”。十一月二十六日，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密商，决定由英国驻汉口的总领事葛福出面，采用非正式的口头传话方式，向刚到汉口筹划组织临时政府的各省都督府代表提出：停战、清帝退位、选举袁世凯为总统的三项议和条件。二十七日，北洋军队攻陷汉阳后，袁立即下令停止进攻，以便利用这个表面上的一时“胜利”，来压革命党人接受和谈。（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一〕）袁世凯这种软硬兼施的反革命手法，果然把软弱的革命党人诱进了他所布置的圈套。在汉口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在立宪派的策动和部分革命党人的赞同下，竟作出了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各代表讨论之结果，又征求黎元洪、程德全、黄兴等人意见，均认为可行。南北议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的。”（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四期）十二月十八日，南北议和（南方以伍廷芳为代表、清廷以唐绍仪为代表）在上海正式开始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迫使南方革命势力与袁世凯妥协。十二月二十日，南北议和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时，驻上海的美、俄、法、德、日、意等六国总领事向双方代表提出照会，要他们“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这项照会，表面上似乎“不偏不倚”，其矛头却是针对南方革命势力的。在帝国主义列强公开干涉的同时，张謇、赵凤昌等立宪派分子继续进行着紧张的幕后活动。他们一直与袁世凯暗通声气，在南方极力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制造妥协空气。这时，实际上已为袁世凯收买、随唐绍仪南下、充当南方议和代表参赞的汪精卫，也在革命党人中间公开为袁制造舆论，“总是说袁世凯在北方如何帮助革命，收拾大局非袁莫属等等。”（马凌甫：《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亲历记》，江苏省、南京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在上海的同盟会其他领导人黄兴、陈英士、宋教仁等，在立宪派人的拉拢、影响下，也早就力主和议。这样，孙中山归国后看到的并不是他所向往的“各省同德同心，协同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主义之目的，指日可达”，而是首先碰到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与袁世凯妥协，来换取清帝的退位与南北的和平“统一”，还是反对妥协，举兵北伐，用武力来实现统一？孙中山当时害怕如果南方的革命力量与袁世凯的反革命武装长期相持不下可能会引起列强的干涉；希望尽早结束战争，既免引起列强的干涉，又可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与痛苦；他对于袁世凯存在着幻想，认为“贼（袁世凯）本汉族，人情必思宗国，而总统复非万世之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讨袁檄文》，《总理全书》之六，二九页）因此，他主观上并不反对通过议和，利用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来达到“建立民国”这一目标。正因为他存在着上述思想，“而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就曾决定请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表示如果袁世凯承认共和，孙中山当即辞职。孙中山这时很难改变这种形势。”（黎照寰等：《对于〈孙中山辛亥南北议和时的口头两个指示〉一文的质疑》，《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九期）所以，当他到达上海后的第五天，即十二月二十九日，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致电袁世凯说：对于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表示准备对袁世凯妥协。但不久之后，孙中山的政治态度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他归国之前，由于存在着上述思想，再加上他久居海外，对国内复杂的局势不了解，因而表示愿在清帝退位后即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但到回国以后，经过舆论界对袁世凯反革命野心的揭露，袁世凯的阴险狡诈伎俩从反面对他的教育，以及革命内部反妥协的力量对他的影响，使他开始有所警惕，从赞成妥协，转变为“不愿妥协”了。十二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十日）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时报》就发表了名为《袁世凯之隐衷》的时评一则，指出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的种种阴谋活动，“推其心，殆欲将万世一系之专制君主易为袁姓而始快意者也。”并揭露袁的反革命历史说：“以袁氏生平之历史，对于满清，唯知弄权植势；于属吏，则专以贪黩不识字之流为爪牙；至于民事，则除却捕党人，遏民气，□财肥己而外无所能云。”（转引自白蕉编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更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内部，特别是中下层的革命党人，强烈地反对与袁世凯妥协，不能不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影响。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十九天，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九日，《时报》上刊登了光复军总司令兼吴淞军政分府都督李燮和为反对妥协上孙中山的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很值得一读：“（上略）一月以来，最足为失机误事之尤者，莫如议和一事。夫和有何可议者，民主君主，两言而决耳，岂有调停之余地；战亦何可议者，北伐北伐，闻之耳熟矣，卒无事实之进行。坐是抢攘月余，势成坐困，老师匮财，攘权夺利，凡种种不良之现象，皆缘是以生。若天下之大局不定，河山之歌舞依然，我恐洪氏末年之覆辙，将于今日复蹈之也。夫袁氏之不足恃，岂待今日而后知之？溯彼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甲午中东之役，戊戌之政变，庚子之拳乱，合之此次之事变，凡国中经一次之扰乱者，即于彼增加一绝大之势力。彼盖乘时窃势，舞术自恣之人耳。……故袁氏者，断不可恃者也。恃袁氏无异恃袁氏之术。袁氏之术，乃其所以自欺欺人者也。彼自身且不可转，独奈何欲率天下之人，以赖袁氏之术乎？故今日者，必须去依赖袁氏之心，而后可以议战。以神圣庄严之大总统，奉之于袁氏足下，而袁蹴尔而不屑，宁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就今日之时势观之，断非平和可以解决，则徒讲一时弥缝之策，希冀战争之不再开者，名虽尊重人道，实则违背人道。何则？以其迁延愈久而损失愈大也。……燮和不才，今已秣马厉兵，从诸君子后，若公（指孙中山）犹迟疑不决，当机不断，或且误听袁氏再求和议之举，则误我神州大局，沦胥我炎黄胄裔者，公将不能辞其咎矣！”（转引自白蕉编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李燮和的这封信中，对袁世凯的揭露，确实如见其肺腑；对当时议和的评价，亦甚有见地；对孙中山的批评与希望，决不是李燮和一个人的，而是反映了中下层革命党人中反对同袁世凯妥协的分子对孙中山的意见与要求。这不能不给孙中山以重大的影响，使他从赞成同袁世凯妥协，逐步转变为“不愿妥协”了。孙中山这种认识上的变化，从《胡汉民自传》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胡在记载孙中山过香港同他谈到袁世凯时还主张“因而利用之”，但到该书的《迁就南北和议之真相》一节中就说，孙中山“先生始终不愿妥协”了。这一点，从其他人的记述中也可得到说明。三既然孙中山这时已“不愿妥协”，为什么最后仍不得不实行妥协，把政权拱手交给袁世凯？如果从革命的主观力量方面来分析，最主要的是领导这次革命的同盟会这时已经分崩瓦解，内部矛盾、冲突日益严重，已不能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来了。孙中山后来解释他为什么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时沉痛地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倘若袁氏不包藏祸心，恢复专制，弟之退让，实为不错。”（《总理全书》《函札》上，三七五页）事实上，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同盟会已趋涣散、分裂。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对武昌起义的迅速到来与起义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远走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进行筹款、再发动新的起义上。黄兴在武昌起义前不到半年还认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一九一一年七月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时，尚“定宣统五年为大举之期，盖恐各处过于急躁，故有此宣告也。”（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三期）由于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前已趋涣散，对武昌起义的爆发没有思想准备，再加革命党人对起义后迅速发展的形势，缺乏应付的经验，所以在武昌起义后，革命派就陷于被动的局面。他们和立宪派、旧官僚划不清界限，以致许多立宪派分子和旧官僚挤入了革命行列。这些立宪派分子，又利用一些革命党人在起义成功后迅速膨胀起来的争夺权力地位的思想，从中拉拢、分化，就促使革命派中原来的各派系、集团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从胡汉民和章太炎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冲突，已经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胡汉民自传》中说：“国内同志以先生既归，乃共谋建立政府，举先生为总统。时章炳麟、宋教仁已先在沪。章尝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病其妄。章又造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之口号。盖章以革命名宿自居，耻不获闻大计。其在东京破坏军器密输之举，党未深罪之，章仍不自安，阴怀异志。江、浙之立宪派人，如张謇、赵凤昌、汤寿潜之属，阴逢迎之。章喜，辄为他人操戈，实已叛党。钝初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为重，外亦与赵（凤昌）、张（謇）、汤化龙、熊希龄相结纳，立宪派人因乐之以进，宋之声誉乃骤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钝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胡汉民自传》，五五页）尽管胡汉民也是一个有派性的人（上述内容有的系属主观的论断，如说“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地位”，而根据史实，人们却找不出黄兴有什么争夺孙中山在革命党内首领地位的言行），但他所说的情况大部分还是属实的。如“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这一在当时对革命起了极为恶劣影响的口号，就是由张謇提出，经章太炎散布的(黄一欧在《辛亥革命杂忆》中说：“中山先生后来说，章太炎的话是附合当时的某官僚的话。一九二三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大元帅，对中国国民党员发表演说，讲到武昌起义后，他由巴黎到达上海，本党的同志及绅商各界，甚至一般老官僚都一起来欢迎他。其中有一个官僚极为郑重地说：‘好极了，现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灭了，’当时一般官僚最怕的就是革命，故造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八个字，去抵制革命党，而革命党人不明白他们的用意，也随声附合。中山先生讲演中没有点出这个官僚的姓名，实际上，他指的就是张謇。”（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三三页）)。宋教仁内挟黄兴为重，外与张謇、熊希龄等人相结纳，欲自为“执政”，托章太炎为其制造舆论；章有意抬高宋教仁，贬低孙中山，这些都是事实。章太炎在《自订年谱》中就说当时革命党领导人中无有过宋教仁的。而与章的态度相反，孙中山当时对章太炎却还是不抱成见，力求团结的。当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曾提名章太炎为教育总长，只是由于多数人的反对，才改由蔡元培担任。章为此不满，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三天，宣布脱离同盟会，与张謇、汤寿潜等人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用行动来实践他所宣传的“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由于同盟会最高领导层存在着上述矛盾，所以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在孙中山的住处讨论政府的组织形式时，就发生了一场究竟是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激烈争论。宋教仁坚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表示反对。他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胡汉民自传》，五六页）当时参加会议的有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宋教仁、陈其美、张静江、马君武、居正等。孙中山的意见，首先得到张静江的支持，其他参加会议的人，除宋教仁外，也全都同意孙中山的意见，遂决定采用总统制。在讨论过程中，黄兴曾劝宋教仁取消提议，但宋教仁坚持己见，仍主张实行内阁制。（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以至后来在各省代表会议上，又发生激烈的争论。马君武为此公开“指摘宋教仁是自谋总理”。（马凌甫：《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亲历记》）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和光复会成员之间的矛盾较前更加发展了。同盟会的陈其美与光复会的李燮和同时在上海策动武装起义。上海克复后，陈其美置李燮和于不顾，自称上海都督，李拟起兵攻陈；后李率部据吴淞，称吴淞都督，与陈对抗。陶成章则设光复军司令部于上海，招募士兵，与陈其美争权，陈其美派蒋介石指使人将陶成章刺杀于广慈医院。在广东之同盟会与光复会亦“不能调和，日生轧轹”。对于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孙中山从革命的利益出发，努力调处，但并无多大效果。在首义地区的武昌，起义后不久，革命党内部文学社和共进会二大团体的矛盾日趋尖锐化，甚至互相仇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武、刘成禺等因未得到安排，忿而返鄂，大肆攻击孙、黄；刘成禺甚至在会议上公开辱骂孙中山为“海贼”。不久，孙武、刘成禺、张振武、时功玖等又纠合一些旧官僚和立宪派人组织“民社”，推黎元洪为首领，专门与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作对。“他们各有私图，而且高唱‘应建都武昌’，以排斥南京政府；高唱‘革命成功，革命党消’，以瓦解革命的向心力；高唱‘中国建设非袁莫属’，以无视孙、黄及同盟会核心人物。”（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文史资料选辑》五三期）四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如此迅速地分崩离析，并不是偶然的。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同盟会，它的成员的社会成份虽然相当广泛，但其中起领导和骨干作用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虽然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他们主观认识上的限制，提不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这种弱点早在同盟会成立时所拟订的《革命方略》中即已表现出来。如在《对外宣言》中，希望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得权益，来换取它们对革命的同情和对革命政权的承认。在《招降满洲将士书》中，完全赦免了汉族军阀、官僚长期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表示要一概“惟诚相与，亲为一体”，以争取他们“离仇仇之地位而复为兄弟”。甚至还规定起义后的秩序由地方士绅负责维持。这些都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内向封建官僚、军阀、士绅寻求“盟友”的妥协立场，使许多官僚、军阀和立宪派人在武昌起义后，能够很容易地摇身一变成为共和的拥护者，挤进革命的行列，从内部拉拢、分化革命党人，为其夺取革命的果实效劳。当然，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之所以迅速解体，还是由同盟会这一组织本身的弱点所决定的。同盟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也没有建立一套严密的组织制度。在东京虽然成立了同盟会总部，但它并没有对各地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认真的领导。实际的情况是：同盟会的首领孙中山和黄兴，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筹款和西南各省的武装起义上，放弃了对整个同盟会的领导责任。而参加同盟会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多出身于封建家庭，受过长期的封建教育，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封建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当他们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后，不少人又增加了一层浪漫色彩，“侈言平等自由，纪律服从，非所重视，只求大节不逾，不容一一规以绳墨”。（《胡汉民自传》）所以，同盟会成立不久，就出现了政见纷纭，争执不断的情况。武昌起义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一些革命党领导人争夺权力地位的思想膨胀，再加立宪派人的从中拉拢、怂恿，原有的封建地域观念、宗派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加速了革命派的解体。在临时政府所在地之争，黄兴、黎元洪关于大元帅之争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这种情况。这种封建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在不少同盟会的上层领导人中都严重地存在着。如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作为湖南代表的谭人凤竟向居正耳语说，“君为湖北代表，总统宜举黎元洪。”（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八七页）这次到会的共有十七省的代表，每一省代表无论若干人，当推一人投票。开票的结果，孙中山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这一票就是谭人凤投的。谭人凤的这种做法，正反映了封建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对革命党人的腐蚀作用。当时革命派内部矛盾与冲突给孙中山带来很大的苦恼。与组织上的分崩离析相适应，革命派在思想上亦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上层的领导成员中的极大多数都希望通过和谈与袁世凯妥协，来结束这场革命。当时，“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和议，大抵分为三派之说。其持中国固有之宗法伦理思想者，则曰：‘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其持西欧无政府主义者，则曰：‘权力为天下之罪恶，为政权而延长战争，更无可以自恕。’（当南北争持至烈时，李石曾以长电驳诘南京政府，一若祗须清帝退位，吾人即万事不宜深问者。）其仅识日本倒幕维新，而不免修正改良派社会主义之毒者，则曰：‘武装革命之时期已过，当注全力以争国会与宪法，即为巩固共和，实现民治之正轨。’余集诸人意见，以陈于先生，先生于时，亦不能不委曲以从众议。”（《胡汉民自传》）事实上，当时妥协已成为一个潮流。“当时南京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从派系到政界，差不多都是坐南向北，认为只有利用袁世凯推翻清政府于革命有利。”（郭汉章：《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三月见闻实录》）五在这股妥协的潮流中，对孙中山直接发生重要影响的要数黄兴、汪精卫和胡汉民。同盟会是以孙、黄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孙中山与黄兴的结合对同盟会的成立起了重要的作用。黄兴对孙中山很尊重。他积极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多次亲临前线，英勇战斗；他在关键时刻能挺身出来维护孙中山的威信和同盟会的团结，不愧为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对黄兴也极为尊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黄兴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军政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总理之名，实为各部首领。在临时政府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自武汉保卫战以来，在袁世凯的和议引诱和立宪派人的包围影响下，思想却日趋妥协。胡汉民评论黄兴当时的政治倾向时说：“克强以三月廿九之役及汉阳督师，声名洋溢于党内外；顾性素谨厚，而乏远大之识，又未尝治经济、政治之学，骤与立宪派人遇，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之只堪破坏，难与建设，其为进步欤，抑退步欤？克强不自知也。既引进张、汤为收缙绅之望，杨度、汤化龙、林长民等，方有反革命嫌疑，亦受克强庇护，而克强之政见，亦日以右倾。”（《胡汉民自传》）这里，胡汉民说黄兴“乏远大之识”等等，是否确如其言，是另一个问题，但说他受立宪党人的拉拢、影响，政见“日以右倾”，证诸其他材料，则基本属实。当上海光复后，当地的一批立宪党人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即推派庄蕴宽到武汉前线去见黄兴，拉黄兴到上海组织临时政府，力图通过黄兴，对革命加以控制。（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一八○页）与此同时，袁世凯亦派湖北人刘承恩到湖北见黎元洪与黄兴，表示愿意停战言和。还有记载说，袁世凯曾派“其长子袁克定到汉阳，与黄兴有所接洽。”（此据日人斋藤恒之记载）这时，实质上已为袁世凯收买的汪精卫，“亦派人来汉密告南方同志，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室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和我们一致行动的。汪嘱南方同志从速表示态度，以促袁早下决心。武昌革命同志都赞成汪精卫的意见，并嘱汪在北方对袁世凯多做工夫，促成其事。”黄兴并曾复函袁世凯，内云：“明公之才，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有拱手而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辛亥革命回忆录》〔一〕）这封信我们现在读起来自然觉得极为荒谬，但如果根据同盟会的《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的思想来看，黄兴向袁世凯发出这样的信，并不足怪！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下旬，黄兴从武昌到上海后，一批立宪派人就更竭力地包围他。著名的立宪党人汤化龙和林长民在上海当上了黄兴的私人秘书，“黄先生对外的电文都是他二人起草的”。黄兴与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人的接触也多起来了。临时政府成立时，黄兴推荐张謇或熊希龄为财政总长，孙中山以“财政不能授派他人”，才改任张謇为实业总长。黄兴所直接掌握的“陆军部秘书长和秘书由汤化龙和林长民分别担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但黄兴自己则认为客观上的困难，才是他不得不主张妥协的原因。应该承认，身处在陆军总长地位的黄兴处境确实极为困难。当时黎元洪和孙武控制下的湖北军政府，实际上已与袁世凯讲和，使袁得集中兵力对南京临时政府进行威胁。属于南京政府下的军队虽号称十七个师，但战斗力较强的仅粤浙二省的军队。粤军不满万人，浙军的将领则素来反对黄兴，不听命令(“攻克南京有功的浙军司令朱瑞系保定军校学生，与段祺瑞有师生关系，这时已向段密通消息，表示拥袁上台。黎元洪当汉阳失守后，因形势危急，曾一度退出武昌城外。袁世凯抓住机会通过汉口英领事提出双方停战，黎始悄悄回城。因此，黎认袁对他有意维护对袁感激不尽。”（见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二○○——二○一页）)。其他各部战斗力甚差。更严重的是军饷问题。黄一欧回忆他父亲黄兴为军饷问题所陷入的困境说：“先君担任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兼大本营兵站总督，发军饷、买军火都要钱。因为军饷没着落，经常奔走于南京、上海间，累得吐了血。想通过张謇设法向上海方面借几十万元应急，他一拖就是个把月，急得先君走投无路。”（黄一欧：《辛亥革命杂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期）由于军饷的困难，黄兴甚至表示准备“剖腹以谢天下”。胡汉民在《自传》中说：“军队既不堪战斗，而乏饷且虑□溃。于是克强益窘，则为书致精卫与余，谓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剖腹谢天下！”这些困难确是事实。但从思想上说，武昌起义后，黄的政见日益倾向妥协，也是无可否认的。自武汉保卫战以来直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李书城回忆说：“黄先生和另一部分同志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说，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象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归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二○○页）黄兴的这种看法，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身为陆军总长，认为“南方实力不如北方”，“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剖腹以谢天下。”这自然不能不对孙中山产生很大的压力。